土地供给不增加房价必涨 房价无泡沫
和讯网：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房产税，您对房产税怎么看？
许成钢：房产税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孤立的房产税问题，房产税的问题必须要和整体政府税收问题放在一起，整体税收问题和整体政府对土地的垄断要放在一起看。
如果单纯看房产税好像能说出什么道理来，那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收房产税？有人说，房产税可以抑制房价，这样的话就一定说错了，只要你的基本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解决，就没有可能靠收税的办法来解决供给，只要不解决供给，就解决不了房价的问题，当然税收足够得高，可以把需求压下去。
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需求压下去？这边中国内需不足，那边要把需求压下去？
再有政府凭什么可以随意收税，政府收税的权力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去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当人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如何高价的时候，尤其是当讲一个新房子价格的时候，有多少钱？是被谁拿走的？你可以看到其中巨大的比例是被谁拿走的。而政府已经从卖房子的时候拿掉了这么多钱，它凭什么还要再收税，它的法理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税收是民主最基本的部分之一，民主的意思是说税收是老百姓能接受的，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去通过辩论，辩论之后投票来决定的，通过了才可以税收，不通过不可以税收，不是哪一个政府能定的，这是老百姓说了算的东西。
当我们说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或者叫做什么民主制度的时候，但凡你还承认它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话，你的税收可不可以说一定不是由政府哪个部门决定的，一定不是由国务院决定，一定是要由立法机构决定，而立法机构里边的人一定要是民选的。
和讯网：地产权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看房地产调控两年多了，从最近一些数据来看土地市场也非常活跃，房地产价格又开始反弹，这个也是在您的判断之内？
许成钢：当然，这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和讯网：最近任志强也在说，明年3月份房地产价格又会暴涨，您觉得短期房价还会上涨吗？
许成钢：只要供给不增加，当然涨。如果不提高供给，它涨到什么地方，涨到直到供给和需求之间让价钱不再涨了为止。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打压房地产的那段时间里，实际上供给基本上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当供给下降的时候，这个需求实际上都在积累，所以，突然之间积累的需求冒出来了，那边供给又没有增加，这个价格当然会涨的很快。
面对这个事情必须要采取的办法是提高供给，最终的解决一定是提高供给，只要不提高供给，剩下的办法就是打压内需，就是之前我所讲的，打压内需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经济都打垮。
和讯网：从当前价格来看，您认为目前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
许成钢：关于泡沫，我们需要很小心用这个词。价钱高就是泡沫？泡沫是指价格和基础脱离了，我一直在强调的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如果价格是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不管这个价有多高，如果市场有需求，它就不是泡沫。
但是如果价格背后不是需求而是投机，投机造成把价格顶上去，顶得很高，偏离它的需求，那么这个价格就是泡沫，这时人们需要非常小心。
我们所看到的高价到底是不是投机？做出这个判断并不容易。价高本身不会告诉你那是泡沫，你要弄清这个价是不是高过了市场的需求，一直有需求在那里，那就不是泡沫。
这种例子太多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价格都是“特殊”高的，几个月以前IMF做了中国的调查，调查看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价非常高，剩下中国基本上都不高，所以，当我们讲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时，没有证据告诉你中国的房地产有特别高的房价，我现在都不用泡沫这个词，我们只用房价。
房价是怎么衡量的？房价是用房价除以当地人的人均收入，它多少年能买下这个房子，就是人均全年收入能够买下来一个普通人要居住的房子。按照这个标准，中国除掉刚才说的这几个超高房价的城市，的水平是完全合理的，跟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比，比如说和英国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我们集中看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是否存在房价泡沫？问题就是这四个城市的性质是什么，让我们拿北京做例子，北京是什么城市？北京不是一个普通城市，北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个国际大都市是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通常国际的含义；另一重中国是个什么国，中国是一个相当于欧盟的国，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它相当于整个欧洲，它比整个欧洲还大。北京是欧盟里面、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它吸引了无数有钱人往这儿，当然就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个住所，这就是需求。
如果可以完全抛掉投机因素的话，这个需求也是很高很高，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下，一定会把它的房地产市场顶上去。那么和中国对比的例子就有伦敦，伦敦就是欧洲的中心城市，除此以外还有巴黎、纽约以及曼哈顿。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房价？那么我们去看看孟买，北京的房价没有孟买高，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任何的国际都市一定有这个需求。
北京本地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可以看看纽约市、伦敦市、东京市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过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展轨道交通，把城市扩大，这是的提供土地供给的办法，政府提供土地供给，发展交通，普通老百姓靠着轨道交通在一的范围内可以很快的到相当远的地方去，房价就下去了，不是所有人都要挤在最贵的那个地方。所以，“贵”本身没有告诉你它一定就是泡沫。
我们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多么大的泡沫，你看曼哈顿的房价掉了多少，这是特别清楚的例子。再看伦敦的房价掉了多少，它掉了一些现在又回去了。这就告诉你，这个高房价本身并不是泡沫的意思。
保障房定位存在错误 因而造成腐败
和讯网：一边在调控，一边中央政府也在建保障房，5年3600万套，您怎么看保障房的定位？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许成钢：保障房在国内人大声疾呼的人可能是我，这是在金融危机刚冲过来的时候，是在2008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国际会议上开始讲这个事。
当时我就在提出，面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做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大规模的开展保障房建设。那么从当时来看，2008年中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很仔细的看一下。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曾经经济一下子下滑不少。因为从2007年开始政府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打击房地产市场，当时也用了行政方式打击，终于它把房地产打下去了，当时是在2008年5、6月，金融危机来的时间是9月，就是在金融危机来之前它终于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打下去了，经济也打下去了。
不仅是房地产，当年的PMI也创下新低，这包括了全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就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中国的钢铁、煤炭、发电、金属、加工业普遍下降，运输大幅度下降，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金融危机一来，贸易一下去，中国的PMI一下子掉到底了。
所以，我当时建议大规模建廉租房——廉租房这个词汇定义比保障房更准确——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下滑不是单纯外来的因素造成的，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当市场已经掉下去的时候，靠民间的投资等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中国完全有能力反过来，由政府出钱给老百姓盖房子是非常好的措施。
但是，后来我的建议没有得到接受，政府出招是巨大规模的投资，其中很大的部分在高铁上，高铁其中的一部分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发展太大的规模，根本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这么大规模的发展高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把这么多钱立刻造廉租房去？
我认为这是2008年、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犯的基本错误之一，大笔的政府开支完全可以直接给老百姓好事的事没有做，去发展“铁公基”去了，但人们是要住房的。
下面我再回到廉租房和保障房上。廉租房定义很清楚，是政府拥有只租不售的，它的目标是低收入阶层，就是它没有可能在市场上解决的。这个定义很清楚，为什么要定义成这样呢？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防止腐败。
，政府要帮助那些最困难、急需帮助的那些人，而不是先帮不太需要帮的人。第二是防腐败，因为性质是只租不售，它的标准低，低到了那个标准，而且又不卖给你，这个腐败的可能性一下就减少了。
而现在所谓的保障房，如果看一下我在2008年底2009年初发表在《比较》杂志上的文章，那时我就讨论了保障房可能带来的弊病，今天看到的所有问题当时都说到了。如果用政府的开支去造一些房子，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开始出售，把这个叫做保障房，那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腐败的问题，所以就带来了腐败，冲击了市场，把整个体制都给搞乱了。
4万亿阻碍经济结构调整
和讯网：您提到2008年政府的4万亿投入刺激经济，前段时间温总理在天津达沃斯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4万亿，您能否为我们评价一下2008年4万亿的政策？
许成钢：如果我们不看4万亿投向何处，只论当金融危机来临，是不是需要政府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我的回答是，必须。
当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提供充分的流动性，政府需要提供适度的，意思是规模要适度大，才能刺激，来保证经济不会剧烈的掉下来。
如果我们分解2008年的冲击，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做过严格的数据分析，我比较定型的匡算了一下，我的感觉是一半一半，一半负面的冲击是中国自己的错误政策导致的，一半的负面冲击是由外贸的衰退导致的。
前面一半是由于自己错误政策带来的，完全是可以由改变错误政策返回去。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冲击了以后，的确当时放弃了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控制的政策，所以，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返回，不全是因为财政刺激，是跟它放开了调控政策直接相关。然后再加上财政刺激，就帮它更快的返回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适度的财政刺激并没有错。
问题是财政刺激去做什么？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详细内容，就发现它的详细内容里，不是说全错，但是有错，而且有错的部分不算小。比如说高铁，我不反对高铁，但是我反对大规模推开高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比中国富得多的国家多了，人口密度大，富裕，日本就是例子，日本远比中国富裕，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做了几个高铁？人家不做，中国有什么道理这么大规模的做高铁？肯定是错的。
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北京上海之间这没有错，但是这么大规模的铺开做高铁，肯定是错的，那么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财政刺激项目中大量这种性质的，就是不合理的这种做法。
另外一层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政策带来的后果。人们说的国进民退，这比刚才讲的高铁更严重。国进民退的意思是更多的资源进入了国有部门，使得民营部门资源比以前更紧张了，所以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进一步的压缩民营部门，进一步刺激国有部门，导致的后果的中国想要纠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更困难，就是因为非常大量的资金注入到国有部门。
和讯网：针对国进民退，今年以来政府公布了新非公经济36条，但市场并没有太大反应。从实施细则看，包括如何引导民间资本真正的进入这些垄断领域，您认为政府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许成钢：这些政策来得太晚，来得太少，来得不真心。不真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没有充分信任私有产权，没有给私有部门、民营部门充分的产权和充分的控制权，只要没有给民企充分的产权和充分的控制权，人们是不愿意介入，这是最简单的回答。
具体的，当然新闻媒体上实际上已经覆盖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大量的民营部门的人都在讨论，他们认为政府不真心，他们不愿意进来。
和讯网：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汇率过高也是引发内需不足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您怎么看？
许成钢：首先汇率问题和内需没有太多直接关系，汇率问题更直接影响出口。如果人民币的话，实际上会帮助内需，人民币的话，老百姓买进口的东西能力会增加。
如果讲到中国的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出口的能力，如果讲到总需求，实际上和人民币汇率有关系，不是没关系，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原因非常简单，现在美国、日本和欧盟受金融危机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它们的进口能力都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在人民币上做文章，也没有多大余地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买东西。
民资难入金融业直接导致国进民退
和讯网：今年以来政府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力度也很大，对于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几个方面如何协调发展？顺序应该如何进行？
许成钢：我看到你讲到很多重要的方面，但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你没有提到，就是民营金融机构的进入，这是现在最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上因素之一。如果讲金融，金融业里的发展制约因素，就是民营金融机构被限制进入市场，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严格限制，今天中国巨大量的结构性问题都是从这个限制而来，这个限制本身是造成今天后果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虽不是所有的原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包括温州出那些问题，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不仅是温州，广州、东莞也出很多。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民营金融机构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小的金融机构面对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面对中小企业，大金融机构面对大企业，如果把中小金融机构搞了，那么中小企业也就垮了，所以中国的国进民退从这里开始。
没有民间的金融机构，就一定是国进民退。即使嘴里说得不是国进民退，嘴里说给民企政策，它也干不起来，因为没有人给它提供金融服务，它钱从哪里来？它没地方去贷款。
大企业是没有兴趣向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所以，这个改革是最致命的核心改革，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实质性的进步。虽然有这个试点、那个试点，这个条文、那个条文，但是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比较重要的变化，只要这个东西不推动，改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就没有变动。
至于，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国际化这个问题，那么利率的市场化早就应该做也可以做，但是一直也没有做。没有做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因为两次金融危机，一次是东亚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两次金融危机让中央银行也好，国务院领导人也好，感觉到它为了避免风险，它说必须要直接控制，而不要让市场来决定，也不要让它国际化，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来回讲的这个国进民退。当金融机构主要面对的是国营企业的时候，那么人为压低的利率，人为决定的汇率，这些东西是对这些国营企业有好处的。
一旦由市场去决定，那么给他们的这部分好处就没有了，所以这部分的改革很慢很难，背后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而制度的背后实际上是利益，有巨大的利益集团。每一个央企集团都是一个部级的机构，现在央企有这么多个巨大的集团，每一个都是部级的机构，虽然我们看中央的部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些集团的数可大了，所以他们合在一起利益非常大。所以，就压得这部分改革很难进行。
制度难题制约内需不足 短期中国改革不容乐观
和讯网：改革，在当下已经是共识。而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分歧也很大，比如林毅夫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未来二、三十年还能达到8%、7%这样的高增长，吴敬琏老师则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您的观点呢？
许成钢：吴老师和林毅夫的观点不一定是冲突的，他们自己是不是冲突我不知道，但是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讲这不一定是冲突的。
林毅夫讲的这个观点，是在一个标准的增长模型下提出来的，标准就是指经济学里的标准的增长，经济学里尽人皆知这种增长模型。如果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状态带入到这样的模型里去分析的话，给定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它对比的就是日本的水平，从中国现在的水平达到日本八十年代后期的水平还需要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可以是相当快发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没错。
但是要让这个模型能够预测中国的未来，还要加进去重大的假设——中国的制度和战后日本的制度差不多——那下面我们就回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不是和日本五十、六十年代的制度差不多？回答，不是。
什么地方不一样？上述所谈的土地国有制，国进民退，国家完全控制金融，大量的经济案子在法庭上不能判，很难起诉的等等。
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再看由它引起来的中国结构性问题，当这些结构性问题都要解决的时候，虽然过去中国可以靠出口，那是最容易的办法，出口是可以在不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找到的办法，但是给定中国经济这么大规模，这条路子已经难了，就是没有可能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出口了，哪个国家也吃不消，中国经济总量太大了。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是内需，而中国严重的内需不足，则是由中国内部的制度问题、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不解决这个，中国的这个模型就不是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
如果你能把中国的制度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其中的问题给化解了，中国这个模型就跟标准增长模型接近了，那中国还有二、三十年可以发展，没问题。所以，中国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在这个乐观的前面，有巨大量的问题要解决，不解决乐观不起来的。
和讯网：那您个人更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一些？
许成钢：要是看得很大很远，有理由乐观。很大很远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1950年的时候有多么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1959年、1960年的时候有多么悲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的时候有多么的混乱，多么的不人道，多么的惨不忍睹，和那时相比，今天的中国是相对开放的社会。
中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中国是一个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已经恢复到了中国在1913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水平。1913年中国曾经是世界的经济体，然后一路跌下来。
所以，从很大很远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逐渐在恢复它历史上的地位，但是只恢复到了仍然相当脆弱的那个程度，远远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好的那个阶段。
如同刚才讲的，如果中国的制度、体制上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能得到基本的纠正的话，中国还会有20、30年相当快速的发展，如果有了这样20、30年相当快速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大经济体，不但是大，而且是比第二大要大很多，目前中国离那个还早呢。
离那个还早的原因不是外界的原因，是内部的原因，是中国自己的体制的问题，经济结构的问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有问题。
和讯网：您目前觉得改革的动力大吗？难道像一些学者比较乐观的认为，还有倒逼的改革，这也算一个乐观的理由？
许成钢：如果看很短的时间，我没有特别强的乐观的理由，很短的意思就是说今后三、四年，今后很短的今年里，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一点是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而且改革的呼声不再只限制在经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普遍，人们知道政治需要改革，中国的基本法律需要改革，人们越来越知道这个问题，而不只是在经济政策上，那么只有政治体制，基本司法体制包括《宪法》里面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逐一得到了改革落实，才能纠正中国自己内在的这些问题。
和讯网：目前国内的“经济学家”非常多，您怎么评价这个群体？
许成钢：我想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和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放在一起，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除了它的学科跟别人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作为人，作为学者，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学者，甚至其中包括有一些人不是真的学者，其他学科也都存在，这不是只有经济学才这样，其他学科里也有真学者和假学者、有学问的学者和没学问的学者，有创造性的和人云亦云的，有做研究的和随便乱说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不是经济学特有的。
那什么是经济学特有的？经济学特有的是经济学本身的、特定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人和人不一样了，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受到的是很狭窄的技术训练，那么也有少数的经济学家是离开了那个狭窄的技术训练看得更广泛的、跨学科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在经济学家里，人不是非常少，但是它的比例很小。
这部分的经济学家不限制在少数的技术问题上或者是很窄的定义技术问题上，而是他广泛来分析社会问题。那么，这样跨学科的，同时又在深入做研究的，当然人会比较少。如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其他的学科能够看问题站得比较高，跨学科的，深入做分析的人一定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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